黄埔军校同学会

天下黄埔

难忘铜鼓井的军歌声——四分校十七期同学杨瑞堂

日期:2021-01-05 15:39:00 来源:贵州省黄埔军校同学会 作者:高林 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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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岁黄埔同学档案:杨瑞堂,别名杨整军,男,1920年7月出生,江苏金坛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四分校十七期步科。1939年8月,在军政部汽车第二队当文书,后到贵阳江苏同乡会工作。1940年,入四分校学习,1942年毕业后分配到贵州保安第六团负责新兵征训,先后任少尉、中尉分队长、上尉中队长。1943年,到镇宁、黔西等地执行任务。抗战胜利后,回江苏金坛县警察局。1947年,回贵州平越县(今福泉县)自卫总队任少校总队副至解放。1952年,入西南革大第三期学习,后在荔波等地参加土改工作。1953年,平塘县粮食局任保管员。1954年,带职学习改造。 1957年,在都匀钢铁厂留厂就业。1975年,到贵阳市五交化公司工作直至退休。

 

  2015年,杨瑞堂首次向我们提供了他亲手誊写的《黄埔军校在铜鼓》的歌词,后来歌词收录在《黄埔军校分校概览》一书中。五年后,百岁黄埔同学杨瑞堂为我们现场哼唱的,正是这首上世纪四十年代四分校在贵州独山办学时期广为传唱的军校歌曲。显然,这首军歌已深深镌刻在老人的记忆深处。在杨老低沉却清晰的曲调里,隐隐浮现出当年云贵高原大山深处四分校师生刻苦学习操练的办学场景,细细倾述着是他流亡他乡、报国图存以及一路走来的沧桑岁月。

  流亡途中  遭遇长沙大火

  杨瑞堂1920年七月初九出生在江苏金坛县。虽当时家境不好,但还能勉强供他读私塾。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平静的生活也就此画上了休止符,17岁的杨瑞堂开始了一路向西的逃难生活。“日本侵略者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我们不愿当顺民,就和我二姐开始流亡生涯,一路上见到的都是逃难的人。到达高淳县时,头天都还很平静,第二天早上情况就大变了,当地的汉奸已把日本太阳旗悬挂起来,见情况不对就赶紧步行往安徽芜湖。我们到芜湖时下午三四点钟,日本飞机刚刚轰炸后离开,我们亲眼看到在市区被炸死了很多人,有的尸体还被挂在电杆电线上,情景惨不忍睹。一天晚上,听说有船到汉口,我们就来到江边乘船(那时都是海轮)。因听说船只到安庆,有些人不愿意坐。我们管不了那么多,只要朝西方向的船,我们就赶紧上船。由于上船的人太多,有三个人还被挤掉落入江中。旁边的人赶紧用铁索救助,因海轮很高,救到中途又落下,最后仅救上来一人。船到达安庆后,不久又继续出发。大约十一月份,经过艰苦航行的船终于到达汉口,我们随即住进了难民收容所,虽然生活艰苦,但还是勉强能解决温饱。不过,外面日本飞机三天两头又来炸一回。住了大约一个星期,日机在汉口的空袭更加频繁,我们又不得不坐火车继续向长沙流亡,后进入长沙市罗新田(一个小地名)的红卍字会难民收容所,前后住了一年多时间。当时在难民收容所里,生活还较平静,一般弄点豆花当菜,不时还有华侨捐献西装等物资救济难民。一天,难民救济处凤凰教养院院长黄湘到教养院来喊我填写简历,因看到我写字较好,就安排我到教养院去。于是,我就坐船经沅陵、溆浦去凤凰,二姐继续住在长沙。途径溆浦期间,我还观看了抗日剧目演出,当地群众也赶来慰问。第二天继续坐船到凤凰。半年后,黄湘院长调走后,我也失去了工作,又回到长沙,继续和二姐住在岳麓山锦江河边。”回忆起这段经历,杨老几乎没喝一口水,看得出,那段一路向西的艰难流亡生涯,至今无法释怀。

  1938年11月的一天,杨瑞堂到难民救济处领东西,有人告知日本人要进攻长沙,长沙马上就要放火烧城,赶快拿东西离开。于是,赶忙掉头来到江边,但无船过江,见有些人跳入水中趴在船边,虽然危险,但得以冒险过河。杨瑞堂和很多人无法过江,到第二天天亮还没等到船,不得已只能顺江边往下游走,好不容易等来一条船终于过江了,但到达住处时,屋里一个人都没有了。心里很着急的他,只得硬着头往西边走,一直走到天黑。就在那天晚上,居然又幸运和家人回合了,自己心里也安静了些。等回过头往长沙方向看时,长沙城上空已是火光冲天,很远的地方都能听见“轰轰”的爆炸声,半边天空被染得通红,看来长沙城真烧起来了,当时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心里除了担心害怕,更多的就是对日本侵略者的满腔仇恨。后来他才知道,那是当时为阻止日本人进攻,蒋介石下令在长沙实施的焦土政策。

  别无他法,杨瑞堂只得继续流亡,先后到过湖南芷江、怀化等地,在怀化一个叫榆树湾的地方,杨瑞堂加入了三民主义青年团,还从事一些抗日宣传活动等。可是好景不长,当地土匪闹得很厉害,虽有宪兵(当时宪兵司令是谷正伦)保护,土匪却时常骚扰并疯狂报复,一次还将一位宪兵排长剥皮示众,宪兵后来也围剿土匪,当时杀了不少人。1939年8月,杨瑞堂到达了贵州贵阳,在贵阳市区亲眼目睹了年初经历“二.四”大轰炸后留下的惨烈情景。不过,流亡生涯也终于暂告停息。

  铜鼓井旁  难忘军校歌声

  在贵阳期间,军政部汽车第二大队驻贵阳扎佐,恰好有江苏老乡在那里工作,杨瑞堂就想去学驾驶,但到那里后安排当板筋学徒,后又当文书。不久,广西战事吃紧,汽车第二大队到广西执行抢运任务,杨瑞堂一行四人驾车前往,驾驶员因刚学驾驶不久技术不好,结果路途车翻,驾驶员当场死亡,杨瑞堂也受了伤。伤愈后,杨瑞堂又到贵阳江苏同乡会作职业介绍,主要为在贵阳的江苏同乡服务。不久,四分校少将教育长张振镛到贵阳,经同乡会介绍,推荐杨瑞堂一行7人报考四分校。1940年,一心从戎的杨瑞堂在贵阳市电台街的大坝子参加入学考试,并如愿考入四分校十七期二十四总队步科。

  不久,20岁的杨瑞堂到了独山报道。由于军校于1939年底才陆续迁到贵州,军校没有任何设施。报道学生只得暂住旅馆,军校开学后又借住当地百姓家中。于是,接下来的三个月,军校组织师生自己筑土墙,到独山城边的山上伐木,锯成木板当瓦盖屋顶,终于修成了队部讲堂和宿舍。同时,二十四总队还花了一整天时间抢修通了从军校到县城的连接路,并命名为黄埔路(该路一直保存至今)。“尽管学校条件艰苦,但随后就开展紧张的学习训练,山村课堂响起了读书声,操场上到处是紧张训练的身影,机械、体操、铁杠、木马、劈刺等科目,一样都不能少。同时,还着重教授我们到野外山上进行实战训练,挖散兵坑、交通壕等。”说到这里,杨老拿出笔开始画阵形图,回顾当时教官的讲解要求。此外,还有野外测量、绘图、夜晚行军和夜间教育等,训练要求严格,自己的收获也非常大。当时,四分校共招收十七期五个总队,校部驻铜鼓井。二十三总队驻独山县基长。二十四总队驻扎在独山县城飞机场的北边离校部二三公里的地方。二十六总队驻飞机场南边。二十六总队就是华侨总队,当时,招收侨生是四分校的一大特色,许多海外有志青年回国受训,四分校先成立华侨大队,后奉命扩充入伍生团,并改为十七期二十六总队。此外,五、八总队驻三都县大河一带,比我们提前半年毕业。”

  “抗战时期的四分校地处大山深处,物资缺乏,加上战事吃紧,生活异常艰苦,军校经常组织学生步行到周边荔波、三都、平塘等县运粮。没有工具运粮,就脱下裤子当米袋,装好米后打上结扛在脖子上。有时,一趟往返就是两三天。那是在通往独山四分校的路上,经常就会出现一支把裤腿米袋扛在肩上的特别运粮队伍。此外,白崇禧等军政要员还到军校视察讲话。毕业前夕,我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六总队同时毕业,并在独山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毕业演习。”杨老回忆说。

  回忆起黔山深处的四分校,有艰苦的生活,紧张有序的学习训练,军校师生也开展一些文娱活动,组织演唱戏曲和军歌,这为贵州高原深处的军校生活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杨老印象特别深刻,就数黄埔军校的校歌和那首由政治部少将主任余拯创作的《黄埔军校在铜鼓》。

  筑城贵阳  乐享幸福晚年

  1943年,军校毕业后的杨瑞堂分配到贵州保安第六团(时驻黄平县旧州)为抗日前线训练新兵。后随部队到镇宁、清镇、黔西、遵义等地,曾驻清镇卫城鸭池河负责“黔南事变”后疏散工作。杨老回忆到“听闻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我们正好在鸭池河执行任务,大家奔走相告,并召开联欢会庆祝,我还受邀到师范学校做讲话。“抗战胜利后,回江苏金坛县警察局,后又回到贵州平越县城(今贵州福泉市)自卫队任少校总队副至解放。

  解放后进入革大第三期学习,任土改工作组长在荔波等地参加土改工作。再后来,他先后到平塘县粮食局、都匀钢铁厂、福泉磷肥厂、贵阳市五交化公司工作。1985年,65岁的杨老正式退休定居贵阳。

  如今,杨老四世同堂,在家颐养天年,常在小区花园散散步,不是还外出参加一些社会活动。离开杨老的家时,他又特别嘱咐:“上次记录的《黄埔军校在铜鼓》有几句重复,请记到把它改过来。虽然曲谱我记不清楚了,但大概旋律我还记得,记下来,也算是对四分校在贵州办学期间的一点记录”。再次凝望这位两鬓斑白却身板挺直的百岁老人,耳旁再次回想起他低沉却用力哼唱起的军歌声:

  黄埔 黄埔 黄埔军校在铜鼓

  铜鼓惊醒了中华民族的灵魂

  铜鼓敲碎了日本军阀的心灵

  收回了黄埔    收回了黄埔

  (第一段)保障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平等与自由

  保障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平等与自由

  (第二段)恢复了中华民族的锦绣河山与版图

  恢复了中华民族的锦绣河山与版图

  笔者再次向杨老求证,一句句做好记录并念给他听。我深信,这应该是对四分校贵州办学时期那段艰苦岁月的一份珍贵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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